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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瓷行天下,丝路陶瓷见证500年全球化

2017-06-12 09:28:04 来源: 凤凰文化

摘要: 《归来·丝路瓷典》景德镇瓷器展览自5月13日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以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00多件(套)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与中外观众见面,社会反响热烈,应广大观众要求,展览将延期到6月29日。6月10日下午2点,本次展览总策划、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受应国家博物馆国学讲堂邀请做了主题为...

《归来·丝路瓷典》景德镇瓷器展览自5月13日在国家博物馆举行以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00多件(套)景德镇生产的外销瓷与中外观众见面,社会反响热烈,应广大观众要求,展览将延期到6月29日。6月10日下午2点,本次展览总策划、著名文化学者王鲁湘受应国家博物馆国学讲堂邀请做了主题为“瓷行天下,丝路陶瓷见证500年全球化”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演讲中王鲁湘认为中国外销瓷的故事,就是一个联通世界的全球化“文化大循环”故事,每一件外销瓷背后都写着一个美丽的丝路传说。两千多年历史纵深的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而瓷器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物证。海上丝绸之路全球航线打通后,中国瓷器更是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纵贯千年,横越亚非欧美四大洲,梯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万邦千国的中国外销瓷,正是丝路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丝绸之路

两千多年历史纵深的丝绸之路,是从东亚腹地向东北亚,向东南亚,向南亚,向西南亚,向西亚,向东欧,向地中海,向东非,向伊比利亚半岛,向阿姆斯特丹不断延伸的一个贸易网络,由此建立的海陆通道,涵盖了欧、亚、非旧世界和北美新世界。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在这个网络里输送、流转,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从大的方面说,通过丝绸之路,域外向中国输送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拜火教,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向中国输送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向中国输送了因果、报应、轮回、天堂、地狱、原罪等等观念,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也向中国输送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丰富了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些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而中国呢?也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输送了儒家和道教,输送了理学和心学,输送了中国化了的汉传佛教,输送了“四大发明”,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摧毁欧洲中世纪的堡垒,对于文艺复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还向欧洲输送了文官制度,助推了欧洲理性主义的思潮,启发了欧洲的启蒙思想。

从小的方面说,通过丝绸之路,域外向中国输入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如小麦、葡萄、番茄、红薯、辣椒、烟叶、玉米、土豆,丰富了中国人的食品结构,也使得中国人口数量得以在16世纪以后突破上亿规模,在18世纪突破四亿规模。而中国向域外输出的丝绸、茶叶、瓷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人的生活形态。

二、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物证

丝绸、茶叶、瓷器,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的三大主要商品。但是丝绸和茶叶都被消耗掉了,瓷器虽然也因为其易碎而损失了不少,但毕竟因为其材质的坚硬而大量保存下来,成为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物证。

瓷器是人类第一个通过技术手段改变自然材料物理化属性的工业制品,是19世纪前最高精尖的科技产品,是天地间唯一融合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气的人工制品,是硬度、密度、耐磨度、光洁度最高的生活器具,是最早采用精细分工与流水线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器形、色彩、装饰、绘画最丰富多样的工艺品,是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并提升了人类生活品质的生活必需品,是美化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位的艺术品,是承载了东亚文明、西南亚文明和欧洲文明相互影响作用的“天下之器”。

中国外销瓷广义的概念,应指所有通过贸易方式和贸易渠道销往中国境外的中国产瓷器。从沉船考古与域外陶瓷考古的文物来看,唐代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已大量外销,宋代外销窑口更多,主力转移到江西和福建。中国外销瓷狭义的概念,指明嘉靖后至清中期由景德镇生产(含景德镇供坯,广州上彩的广彩瓷)的专供欧洲和美洲市场的瓷器。广义的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的历史,贯穿唐宋元明清五朝一千年,从8世纪到18世纪。狭义的外销瓷的生产和贸易的历史,从明末到清中期,约三百年。当然,清末、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有瓷器出口,甚至“文革”时期,还有景德镇国营瓷厂的瓷器出口创汇,这些也可以说是中国外销瓷。外销瓷的市场范围,从东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西亚再到东非、北非,从南欧的亚平宁半岛到北欧、西欧,从墨西哥到美国,基本涵盖了世界。因此,中国外销瓷是第一个扮演“世界商品”的商品。

中国外销瓷的数量无法估计,也没有统计,但有外国学者估计,明末到清中期,由欧美公司组织运输和销售的中国瓷器,应该有三亿件之多。这是“中国制造”最大宗的外销商品,是“中国制造”遗留在海外的最大财富。

三、海上陶瓷之路

自隋唐以来,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臻进步、成熟,海上交通航线开辟,海运便捷,大量的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输出海外,远销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并由此转运扩散到地中海沿岸。人们把历史上这条连接东亚、西亚、地中海世界贸易的海上交通通道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自宋代开始,瓷器的输出量逐渐超过丝绸,在外销商品中占据上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通过对这条海上贸易通道的考古调查后认为:这是连接中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的陶瓷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应该被称之为“陶瓷之路”。

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陶瓷之路,建立的是半个世界的贸易圈,打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航线,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和东北亚贸易区。

16世纪以后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海上陶瓷之路,建立的是完整的世界贸易圈,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航线打通,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来临,而中国瓷器,则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

四、海上致富之路

1514年,葡萄牙航海家抵达广州沿海,开始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第一次贸易。1553年葡萄牙商船在澳门停泊,后取得澳门居住权。很多葡萄牙商船往来于里斯本、果阿、澳门、广东之间,开启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海上致富之路。与此同时,西班牙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贸易的据点,著名的马尼拉港于1571年开放,每年大约有三四十艘中国大帆船来到这里,出售茶叶、丝绸和瓷器,西班牙商船再把购买来的货物转运回国。

1571年,荷兰舰队到达马尼拉。“海上马车夫”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出其不意地袭击从远东返航的葡萄牙船队,掠夺其运载的中国货物。为了从东方的贸易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欧洲一些国家纷纷组建贸易公司,先后有英国、荷兰、法国、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等八个国家组建了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

1600年12月,一群有创业心和影响力的英国商人组成了股份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602年3月20日,荷兰14家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合并成为股份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家公司分别从本国获得自组军队、发行货币、与他国结盟和宣战、签订条约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利,可以说都拥有一个“国家”的性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1610年7月(万历十八年),荷兰商船RoodeLeeuwmetPijlen号抵达广州,购回瓷器约9227件。1614年,运荷瓷器上升到69057件;1637年,运荷瓷器21万件;1639年,运荷瓷器36.6万件。1605年至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往荷兰销售,还载运了大约500万件中国瓷器至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各岛屿的运销还不在内,1636年的记载显示,当年运销印尼各岛屿的中国瓷器总数达379670件。荷兰商人还把中国瓷器销往日本,打开了对日本的销售市场。据T.Volker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1683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货(包括瓷器),都是在雅加达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转运回欧洲。

1799年12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存在197年。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的权力。18世纪中叶,英国占有了在欧洲经营中国瓷器的首要地位。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载价值54000两白银的瓷器返国。估计在18世纪初,英国人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欧洲。在18世纪30年代后,在广州的黄埔港和珠江内停泊的外国商船开始以英国占据首位。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了英语。

185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官方文件中永久消失。存在258年。英、荷两家东印度公司在与中国贸易的同时,曾经深刻卷入中国历史。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在18世纪初,英国人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中国瓷器运到了欧洲。

荷兰东印度公司侵占台湾的商业动机之一,是要在赤嵌(chikan今台南市一带)设立远东贸易的分部,把从中国沿海采集的瓷器运抵赤嵌库存起来,再转运到日本、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地区和欧洲。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是为了平衡中英贸易。包括瓷器在内的中国商品输出欧洲,使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这个白银“秘窖”,而英国商品却打不进自给自足的中国市场,这种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最终导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使得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引发清政府的“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爆发。

欧洲八大列强的东印度公司,加上后来居上的美国,用300年持续不断的接力贸易,把约3亿件中国瓷器带到了全世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中国到欧洲到美洲的这条海上陶瓷之路,成为了西方崛起的“海上致富之路”,中国当然也从这条“海上致富之路”获益匪浅,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不仅成为了东方财富的搬运者,而且也间接成为了东方文化的搬运者。借他们的舟船之利,中国瓷器连带着附于其上的文化,被“搬运”到世界各地,中国瓷器所到之地,就是中国文化传播影响所到之地。这些中国外销瓷,清晰地画出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世界版图,哪里出现了中国瓷器,哪里中国文化就已然抵达。

因为瓷器之故,从14世纪蒙元帝国开始就激起了一股国际化的商业冒险活动,无论规模、数量,都是近世以前的世界从所未见。绘饰瓷器图案的钴蓝色料由波斯输往中国,在景德镇制作成大量的青花瓷后,再销往印度、埃及、伊拉克、波斯的穆斯林市场。16世纪起,青花瓷又由西班牙船只载运,从菲律宾运往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与此同时,欧洲的贵胄则向广州下单订做专属瓷器。及至18世纪,瓷器营销各地数量之巨,遍布之广,已足以首度并充分地证明:一种世界级、永续性的文化接触已然形成,甚至可以说,所谓真正的“全球性文化”首次登场了。

五、第一件全球化商品

为什么说“中国瓷器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RobertFinlay)在其专著《ThePilgrimArt:CulturesofPorcelaininWorldHistory》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东西方贸易的表象看,虽然从公元7世纪开始,瓷器即已成为国际性的贸易产品,但若论数量或影响力,却不是最突出的商品。当时纺织类的交易数量更高,尤其是丝与棉。利玛窦曾说:“葡萄牙船最喜欢装载的就是中国丝绸,其他任何货物都比不上。”

就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而言,不论任何时候,中国瓷的重要性始终落后于香料,18世纪中国茶的贸易也比瓷器更具分量。

但是,丝绸、香料、茶叶,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被人消费使用而消失。罗伯特·芬雷说:“只有瓷器,不仅历时长在,还在文化相互影响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也就是说,瓷器不仅以其物理属性的坚硬而获得了时间上的长久存在,更重要的是,照罗伯特·芬雷的看法,“中国瓷对世界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一项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化转型活动。”

何为“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化转型活动”?那就是自16世纪发轫的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指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的建立,新世界和旧世界连为一体,全球性贸易网初步形成,世界各地商品互通有无,这样一个物流层面的全球化商业转型;而且是指此前各个地区相对孤立发生演进的文化,开始超越地区间的封闭而开始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是一个“文化大循环”,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一个单向旅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输出—接受”模式,而是地区之间的文化要素彼此往复循环,互鉴互学,你追我赶,最终共同促进了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使东方有西方,西方有东方,跨文化的交流、渗透、影响、融合,超越此前任何时代。而中国瓷器,经罗伯特·芬雷的考察,其在“文化大循环”中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丝棉纺织品、茶叶、香料,而成为了核心要角。

所谓“文化大循环”,指的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现象,出自于甲文化地区的某一文化要素,比如艺术母题或图案,被远方的乙文化地区所接纳拥抱,重新组合,另加诠释,更常常遭到误解错译,其间还可能被转移到其他材质的产品之上作为其全新的装饰,然后再送回它们当初所来之处。以中国陶瓷为例:元明清三代瓷器上都有的卷草牡丹花图案,就是从阿拉伯地区的卷草番莲花图案改造过来的,中国陶瓷匠把这改造过的异国图饰用于自家产品,然后又由商人运送出国,使之归返几代以前这些图案的原产地。这一受到中国影响的纹饰版本传到半个世界之外,又被当地艺匠模仿,他们浑然不知这项曾经给予中国艺匠灵感而自己正在继而效仿的图案,其实始于自家祖先。当这一改造过又返回的图饰被转用到纺织品、金属器皿、玻璃器皿或建筑装饰之上时,又会因材质的不同产生令人头晕目眩的变化。这就是“文化大循环”:反复地联结、并合、再联结、再并合......

中国瓷器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文化大循环”中担任要角,就是因为瓷器是日常生活、商业和艺术的交集点,它一身三角,同时是实用品、商品和艺术收藏品。

实用品的属性使瓷器同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因而同不同地区和文化的生活习性、风土人情紧密关联,甚至就是其生活习性与风俗的载体,所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区域性、地方性和民族性。

商业的属性使瓷器在交换过程中必须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也就是说,它的设计和生产要迎合市场消费者的所需所好,所以必然要接受异域文化的特殊要求,呈现出与本土性恰好相反的种种特性。

艺术收藏品的属性使瓷器的种种设计和装饰超越其实用性和功能性,成为表达审美、信仰等精神价值的载体,而成为家族传承的收藏品。

中国外销瓷是这三个属性最集中的表达,一身三角,使中国外销瓷成为一项文化聚焦物,一个艺术与商业汇流的交会现象,一种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制作者、购买者、欣赏者(他们彼此很可能属于不同的文化区)的风俗、信仰与心理等等精神面向,化为具象而可观可触的人造物品。

研究世界近代史和全球化现象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外销瓷器在14世纪到19世纪的几百年间,比任何其他商品都要敏感地记录了来自全球化进程的种种面向的冲击,比如传统艺术手法的不断革新,国际贸易的顺逆、摩擦和冲突,科学研究、制造技术和产品创新,精英阶层的消费支出,用餐礼节的改变,饮食文化的革命,室内设计和建筑风格的影响,装饰图案和服饰风格的丕变,甚至对家庭两性关系的微妙影响,还有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等等,中国瓷器都对它们做出了反应,同时也接受了它们的冲击,并参与到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化进程中。

六、欧洲的迷恋

中国瓷器在唐代就外销到了红海、埃及,对当地的釉陶产生了影响。那么,中国瓷器何时抵达的欧洲呢?这一直是个问题。

多数欧洲人要到16世纪末才知道中国瓷器。他们非常惊讶瓷器竟会比水晶还要美丽。中国瓷器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光滑、非常实用的美,以及相对于水晶器和银器的低廉价格,使它甫一现身欧洲,就赢得当地人民深深的喜爱,并被誉为“白色的金子”。

今日称为“盖涅雷斯—方特希尔瓶”的名瓶,可能是已知最早抵达欧洲的一件中国瓷器。这只白色微青的景德镇瓷瓶,显示出极少数能够在蒙元时期抵达欧洲的瓷器,在西方世界获得何等尊贵的价值。这只瓷瓶14世纪初取道丝绸之路来到欧洲,或许是由正前去法国阿维农觐见罗马教皇的景教基督徒携往。这只素雅的影青瓷瓶被隆重装饰,镶嵌于银鎏金座之上并铭有哥特体的金字,陆续成为14、15世纪匈牙利和那不勒斯安茹王室的珍藏。接下来又在勃艮第和日耳曼等地历经多主,再添加一些纹章饰记,最终落脚巴黎附近的圣克劳,进入当时全欧最尊贵的藏家法国太子路易手中。

1497年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千叮万嘱,交代他务必带回两样西方最渴求的东西:一是香料,二是瓷器。两年后,历经疾病、饥饿,达·伽马全船170人折损过半,归来向国王呈上包括黑胡椒、肉桂、丁香在内的数袋香料,以及一打中国瓷器。

1501年,卡布拉尔率领的第二批葡萄牙船队,从印度洋远航归返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转告另一位欧洲君主:“瓷器、麝香、琥珀和沉香”,可自印度之东一处叫做Malchina的国度取得。Malchina衍自梵语,意谓“大中国”。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GiovanniBellini,1427-1516)于公元1514年创作油画《诸神之宴》(TheFeastoftheGods),是这位画家一生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画中诸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尊贵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创作此画的1514年,正是葡萄牙海船抵达中国沿海,开始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第一次贸易。那么,《诸神之宴》图中的青花瓷是元青花还是明青花?这些青花瓷盘来自何处?通过什么途径到达威尼斯而成为画家的描绘对象?还有比《诸神之宴》更早的描绘有中国瓷器的欧洲绘画吗?在此之后的欧洲绘画里,我们会大量看到,在宫廷的珠光宝气中,在中产阶级的厨房和客厅里,在码头的拍卖市场上,在静物画的台布之上,都会冷不丁地瞅到中国青花瓷器那特有的钴蓝色身影和柔润的釉光。

1517年,葡萄牙船只抵达中国,曼努埃尔一世立刻订了许多瓷器。现知最早绘有欧式纹饰的青花瓷是一只1520年的宽口执壶,图案是古式的环状地球仪,既代表地理大发现,也是国王的私人纹章。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来图加工的执壶,壶形是中国的(但最早的形状可能来源于唐代的阿拉伯样式,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循环”的例子),而纹饰是葡萄牙商人带来的。中国艺匠用钴蓝画上了环状地球仪。显然,这要大大早于利玛窦神父在明万历年间展现给中国士大夫的那幅世界地图。或许,景德镇的陶瓷工匠,是最早知道地球是一个环球的中国人,也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依样画葫芦。

葡萄牙王室收藏的早期中国瓷器,还包括曼努埃尔一世的儿子胡安三世的一只瓷盘,上绘葡萄牙王室纹章和耶稣会会徽。他的孙子塞巴斯汀一世拥有的一只瓷碟,上绘其私人纹章和中国的狮子戏彩球纹饰。欧洲王室较早大规模拥有中国瓷器的国王是合治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东西方万事之主”菲利普二世。他是16世纪中国瓷器最大的收藏家,达3000余件。

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时,中国瓷器已经风靡欧洲宫廷和贵族家庭。专门陈列中国瓷器的瓷器室的设置,成为上流社会家庭的风尚。他们还特别设计木制家具以做大件中国瓷器的器座,连中等人家也将中国瓷器的盘、碟置于墙上以为装饰,殷实家庭都有专门摆放中国瓷盘的柜子。当壁炉开始普及到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壁炉上摆两只中国瓷瓶成为标配,这一讲究流传至今。

中国瓷器在18世纪即已成为欧洲宫廷非常流行的收藏品。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宫侧殿,专门陈设中国青花瓷器。英国王后玛丽是一位中国瓷的鉴赏家,美国旅行家Defoe在1724年于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玛丽王后的习惯是在宫廷里陈列许多中国瓷器,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顶上也放着架子,架子上陈列着珍贵的中国瓷器。”1670年在凡尔赛宫内修建的特里亚侬(Trianon)宫,是路易十四专门为其所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修建的。路易十四和曼德侬王后还委托商人在中国定制了他们夫妻穿着中式服装的瓷雕像。

路易十五的宠姬旁帕多夫人对中国瓷器纹饰有一种特殊爱好,并将之发展为一种服饰图案,后人因此把她喜欢的瓷器纹样专称为“旁帕多风格”。这种风格对当时法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建筑、家具以及工艺品制作上打下了烙印。路易十五本人对中国瓷器的迷恋不让其父,他曾在宫内大力提倡使用中国瓷器,并下令将宫廷所用的金银器全部熔化另作它用。德国宫廷对中国瓷器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宫殿内摆满了中国瓷器,并用中国瓷器改装成各种装饰品。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流行使用中国瓷器,宫内也都有专门的陈列室陈列中国瓷器。

最狂热的中国瓷器迷恋者莫过于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1717年,他与威尔汉姆一世达成一笔交易,以萨克森部队600名龙骑兵换取151只大型中国瓷瓶,因此这些中国瓷瓶也就获得了“龙骑兵瓶”的美名。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狂热喜爱驱使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探索瓷器制作的秘密,并最终在1709年获得成功。

七、文化大循环的产物

在中国瓷器“瓷行天下”的数百年中,并不只是中国瓷器的优良品质和中国文化的魅力造就了她在世界范围的霸气流通。事实上,这种“世界商品”称号的获得以及她连续数百年畅销的秘诀,就存在于前述的“文化大循环”之中。没有异质文化对中国瓷器的渗透,没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持之以恒地仿制、挑战和竞争,没有对异质文化的谦虚学习、认真对待,中国瓷器要想数百年“瓷行天下”是不可能的。

拿青花瓷来说。她是中国外销瓷从14世纪一直到18世纪畅销不衰且唯一贯穿始终的一个品种,以至于世人想当然地认为青花瓷就是地道的中国瓷器的国粹。其实不然,青花瓷的成熟是在元代。从传世品和考古发掘来看,元青花瓷的市场主要是在海外。全球水域中保存了大量元代外销瓷遗存,其中就有不少青花瓷。器型较大、制作精美的元青花器,大多保存在国外博物馆、艺术馆等收藏机构和私人手中。目前保存在阿德比尔寺和托普卡比宫的元代青花瓷,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伊斯兰国家向中国订制的生活日用品。青白二色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色彩组合,而是伊斯兰地区的传统色调。元代的统治民族蒙古族也是尚白,对蓝色并无偏好。所以,元青花瓷器的生产主要是外销,外销地区主要是伊斯兰文化圈,包括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的印尼、马来亚。元青花的钴料主要是来自波斯的苏麻离青,发色浓艳清晰,少见晕染,青花瓷器的纹饰繁密精细又极富层次感,以缠枝花卉、莲池水禽、瑞兽草虫、庭院小景等居多,少见人物形象,符合伊斯兰教禁止用人像作装饰的禁忌,这些纹饰在波斯陶瓷和其他工艺品上都可以找到。元青花瓷的产生不是由于国内需求或统治者的喜好,而是海外市场的需求。有元一代,马背上出身的蒙古皇室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质朴的性格,延续着对贵重金属器皿的喜好,质脆易碎的瓷器是汉人的陈设和把玩的雅器,并未受到蒙古贵族的青睐。元青花是景德镇制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外市场需求和优质钴料齐备推动下的产物。享誉全球的元青花是中国外销瓷的一枝奇葩,是景德镇瓷业对世界陶瓷美术的杰出贡献,但一定是在蒙元帝国的世界背景之下跨文化交流才可能产生的“文化大循环”现象。

明代万历至天启年间由景德镇窑生产的“克拉克瓷”,是风行于欧洲的中国青花瓷的代表。这种专供外销的青花瓷,是景德镇工匠依据听到的外来信息生产的,根据欧洲的趣味想象出来的一种不中不西的新风格,但却迎合了欧洲市场,于是风行欧洲,甚至影响到日本,被日本人称之为“芙蓉手”,连荷兰生产的代尔夫特釉陶都对它进行摹仿。

粉彩是外来户,法文称为famillerose,清代粉彩瓷被誉为中国瓷器中的“国色天香”。从雍正朝开始,粉彩就是外销瓷的主力军,而雍正时期的粉彩外销瓷也是最精彩的。粉彩的出现使外销瓷的色彩变得丰富,将陶瓷彩绘艺术的表现力推向高潮,外销瓷品质尤为精美,画面内容更趋丰富,不仅画中国的花鸟鱼虫,仕女情爱,也画了不少外国人订制的男欢女爱,甚至模仿西方油画效果,细腻精美。

在广州画的粉彩俗称“广彩”。为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西方的商人们在广州市场培养了一批画西洋风格的瓷画艺人。在景德镇购买瓷器,送到广州绘画,时间当在1760年到1780年左右。广彩是中西绘画手法结合的产物,表现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引入西画的明暗透视,装饰图案也采用西方设计的纹样和边饰,大量使用金彩,富丽堂皇,有浓郁的异国情调,是一种典型的混搭美学风格。

八、按订单来样生产

荷兰代尔夫特青花陶也是东西方“文化大循环”的产物。

1614年,有位荷兰实业家获得国会许可,设厂生产“东印度”式的器皿,于是代尔夫特陶业开始登场。他们使用在代尔夫特南方不远处发现的高质量黏土,器内施以透明铅釉,外壁施锡釉再上彩绘。代尔夫特青花陶利用了中国明末清初社会动荡,瓷器外销受阻的历史机遇,迅速扩大生产,并乘虚而入国际市场,甚至倒输东方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它们销往波斯、印度、东非海岸、东南亚群岛和南北美洲。这些中国瓷器的仿冒品,器底常仿中国瓷的做法,也弄上一个年款。但好景不长,随着1684年清朝解除海禁,景德镇瓷外销反攻,便将代尔夫特青花陶逐出了传统属于中国的各地市场。

中日在“伊万里瓷”上的相互摹仿和市场角逐,说明挑战者的出现是“瓷行天下”的新的动力。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归国时带回朝鲜陶瓷工匠。其中一名李参评者,在有田的泉山发现瓷石,于1610-1620年在今佐贺县有田町的天狗谷开窑,生产有田瓷器。由于有田瓷器多从伊万里港输出,因此在欧洲被称为伊万里瓷。

初期伊万里瓷的纹样,很多是以景德镇瓷器为样本的,甚至连款识也模仿。

17世纪50年代由于明清易代,中国瓷器出口不畅,而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仍源源不断。由于伊万里瓷器和景德镇瓷器风格接近,所以欧洲在寻找替代品时选择了伊万里瓷。

大量向欧洲外销,促使伊万里瓷器对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和转变期瓷器的欧洲样式进行了模仿,以期更迎合欧洲人对瓷器风格的品味。

康熙收复台湾,解除海禁,恢复海外贸易,景德镇发现欧洲已是伊万里瓷的天下,于是转而模仿伊万里瓷的风格,并最终重新夺回欧洲瓷器市场。

中日为角逐欧洲市场而在“伊万里”风格上的循环摹仿,是瓷器这一全球化商品的有趣故事。商人逐利和商品对市场的争夺,必然打破国界和文化的畛域,全球化的新风格、新趣味引导着一种地区性的商品超越自我,越来越分不清彼我,越来越国际化,欧洲大量的伊万里瓷器,除非专业人士,很难分清谁是日本的,谁是中国的?

1729年开始,中国外销瓷出口进入了按订单加工出口的时代。根据外商提供的瓷器画样、种类和数量进行生产,这种订单加工的方式,估计在唐代长沙窑和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生产中就已经采用,但18世纪30年代以后,这就成了中国外销瓷的常规做法。

英国牛津著名的中国瓷器商人Peers(1703-1781)所设计或指定的一些特定样式的午餐具,于1731年由英国商船“广东商人号”从广州起航驶往印度,再转运到伦敦。如今,英国博物馆中还珍藏着Peers先生在1731年12月19日于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发货单。在英国伦敦有一种“瓷人”,就是专门为私人定制特殊纹样的瓷器商人,这种商人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大约有52人。

从1736年往后,荷兰买家都是提前一年将瓷器订单交付工厂。荷兰东印度公司曾经发往中国成百上千的瓷器画样,在海牙博物馆保存着1758年的7页画样原件,上面有33件瓷器的图样。这些瓷器的样式、色彩及装饰布局不同于中国传统风格,很多瓷器样式是仿照欧洲人熟悉的金银器或者玻璃制品制作的,带有巴洛克艺术风格的信息。

特别订造的瓷器永远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制作需要时间,而陶匠又很有可能弄错了客户关于造型和装饰的指示。后来,索性在广州设立工场,从景德镇运来素瓷,就地加上绘画,这不仅加快交货时间,也大大简化了押运员与画工的中间环节,减少指示纠缠不清之弊。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026027威廉·西凯(WilliamHickey)到过珠江岸边的一间工场,他看到长廊上列满百多个工匠,有些工匠很老,有些只是六七岁的孩子,都在忙于描画和着色。

由于瓷器的定销,欧洲艺术对中国瓷器的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商人提供的瓷器木样和画样,丰富了中国瓷器的造型;欧洲宫廷画师们设计的纹章、瓷器商人提供的丰富画稿,使外销瓷器纹饰充满了异域风情和欧洲时尚。在按指定要求烧制的器皿中,也有加上徽号的纹章瓷。纹章是识别等级的一种制度,最初在欧洲战争中使用,在盔甲盖住战士脸部时作为辨认的手段。此后,装饰在盾甲和旗帜上的盾形纹章继续流行,超越了原先的意义,内容和用色都有一定的标准和规定,使用在纺织品、碑石以及套装餐具等物品上,作为家族和组织的标记。

葡萄牙人率先意识到可以在瓷器上加上专用的纹章。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制海权激发,对纹章瓷的需求在1720-1830年的100年间达到高峰。大卫·霍华德(DavidHoward)鉴定了约4000件纹章瓷,还有几千件尚待鉴定。对个别瓷器纹章的鉴定与其说是艺术历史问题,不如说是家谱研究问题。

虽然数量较少但也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纹章瓷在艺术上极有意义。纹章不只是装饰性图案,还具有历史真实性,也透露了瓷器的历史背景和可能的制造日期。在中国瓷器上画上家族和组织的纹章,也说明中国瓷器在欧洲大家族和工商组织中曾经具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似乎是中国瓷器在欧洲最后的辉煌,到18世纪末,英国大家族都一度拥有的纹章瓷风光不再。

九、瓷器与欧洲“饮食革命”

在18世纪以前,木材、陶和锡是欧洲餐桌上餐具的常用材料,但富有的人和贵族能用上锡釉陶具或银制品。由于没有像样的高雅的餐具,欧洲人的饮食文化和餐桌礼仪,在18世纪以前相对“野蛮”。

随着16世纪中国瓷器的进口及其数量越来越多,形成了全新的饮食方式,并于17世纪末达到顶峰,产生了所谓“饮食革命”,进入18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饮食成为一种社交活动,尤其是套装餐具的出现,使餐桌礼仪变得繁琐。

西方人认识到中国瓷器的进入,丰富了他们的日常餐具,也顺应了欧洲中世纪末期饮食习惯变得较为文明的趋势,使用成套餐具的方式开始流行。餐桌上出现瓷器后,促使不少用餐开始弃银用瓷。

实际上,18世纪以前欧洲人并不用套装餐具。套装餐具,包括整套造型和图案统一的餐具,可能还配上诸如烛台、牛油碟和上菜盘等附件,在陶瓷生产中出现较晚。从中国进口的套装餐具改变了欧洲餐桌的景观,也改变了欧洲人的用餐方式。

德国人雷德侯所著《万物》一书这样描写:“欧洲人为中国瓷器的品质着迷,瓷器能按照人的意愿成型;装饰方式多样;用后极易清洗,同时又坚硬、耐用;能发出铿锵声,加之其美如玉—光滑、白净、晶莹,而且半透明。”如果没有瓷器餐具的多样性、系列性,欧洲现代菜肴的多样性发展也许就不可能。

“给我倒杯茶吧,艾兰小姐,请用这样美的中国瓷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给我倒杯茶》中这样写道。

茶叶与瓷器是中国古代三大外销商品中的两种,它们彼此又是密不可分,许多瓷器就是茶具。饮茶方式的改变,催生出不同瓷茶具的创新,茶具成为瓷器中的一大门类。

1662年,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把饮茶习惯带到了英国王室,这一来自中国的嗜好迅速成为英国贵族间流行的一种时尚,饮茶之风席卷英国朝廷。到18世纪中,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

或许是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赞助启发,1679年有位自称为“好茶大夫”的戴克先生写了本《草茶良饮论》,向读者保证喝茶可以治愈百病。他建议“不分男女,每天每时饮茶,一开始日饮十杯,然后分量递增,只要胃容得下,肾排得出去即可。”

传教士利玛窦、陆若汉二人认为中国人比欧洲人长寿,传染病很少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好饮热茶,从早到晚从不间断;而且瓷器表面不透水,使细菌滋生的机会减少,也直接降低了疾病发生的几率。

欧洲饮茶之风大炽,茶叶贸易便成为中欧间的大宗贸易。但是,茶叶是体积大而质量轻的物品,装船后吃水太浅,极易倾覆,而且船行进的方向不易控制;再者,茶叶怕水浸,不能放舱底,因此压舱是船运时必须考虑的。欧洲商人很快就想到用精美的中国瓷器来压舱,一举两得。这样,输往欧洲的茶叶越多,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也就越多。

1984年,哈彻尔(M.hatcher)发现并打捞的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尔德马尔森号沉船、1986-1996年打捞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45年沉没的哥德堡号沉船,装运的主要货物是茶叶和瓷器,证明茶叶和瓷器是一对伴生的外贸商品。

十、“金镶玉”

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有一些给加上了各种装饰。大多数加工美化瓷器出现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一些外销瓷在欧洲被镶嵌上贵金属,通常用金或银。它们往往只用作装饰,如花式支架、饰边或把手,但这些金属装饰也可能改变瓷器的功能,可以使一件装饰瓷变得实用,或者相反,例如瓷器人像装上贵金属后变成烛台。金属镶嵌也能保护瓷器的脆弱部分如壶嘴,或替换整个丢失的壶嘴或盖子。最精致的镶嵌有时还有签名和日期,补充了瓷器到达欧洲后的历史。

这种在中国瓷器上镶嵌贵金属装饰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中为洋用”的文化态度。即使是已经很华丽的中国彩瓷,在欧洲宫廷环境中,依然显得素朴。为了同当时欧洲流行的巴洛克美学风格相适应,许多进入宫廷的中国瓷器都被穿戴上了华丽富贵的金属“衣帽”,既保护了贵重的中国瓷器,又同欧洲宫廷风格搭调。这种经过欧洲金匠打扮过的中国瓷器,组成了十七八世纪欧洲上流社会尤其是宫廷陈设一道靓丽华贵兼具东西异彩的风景线。

这种中西合璧的瓷器修饰,光大了巴洛克风格和洛可可风格在欧洲的流行,反过来也影响到中国本土的瓷器风格。人们常说乾隆风格不胜繁复,正是当时的传教士以西方时下的流行元素影响到了“朕”。随着庞贝古城的发现,古朴典雅风兴起,改变了欧洲人的趣味。诸多欧洲瓷厂利用这个审美风格的改变,把中国瓷器挤出了欧洲市场,终结了几百年来欧洲世界对中国瓷器的向往和崇拜。

十一、天下之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而纵贯千年,横越亚非欧美四大洲,梯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万邦千国的中国外销瓷,正是丝路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由于外销瓷要适应和满足异域文明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性、审美需求和实际使用功能上的种种要求,外销瓷在器型设计、题材选择、花样设计、工艺施为上,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国内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的特点。其器型之千样百态,其花色之奇异缤纷,远远超过了国内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为中国瓷器文化增添了灿烂的新章。

多种文化在这里碰撞,绽放出炫目的光辉,令人叹为观止。中国瓷器文化如果缺失了外销瓷这一华章,将大为逊色;丝绸之路如果缺失了外销瓷这一物证,其文明交流与互学互鉴的价值,也将无所依凭。

一千多年间,瓷器始终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在欧亚大陆进行远距离的文化传布,而且深入所到之处当地原有的生活。

凡有文明的地区,都有当地自身的制陶传统。但随着中国瓷器的到来,这些制陶传统会完全改变,甚至被取而代之。从东南亚到南亚到西亚再到欧洲,无一例外。瓷器改变了世界,影响了世界,成为世界上最被广泛模仿的产品,最被广泛需求的产品;从7世纪到17世纪,中国瓷器也是世界上最被喜爱、最被歆羡的产品。

相对于陶器、石器、木器、漆器、玻璃器、水晶器和金属器,瓷器或者比之要更结实耐用,或者比之更洁净美观,或者比之更廉价易得,其功能性、审美性和性价比,使得瓷器一经问世,就成为其他材质器皿的终结者。瓷器畅通无阻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人造产品,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天下之器”,第一个全球化商品。或者说,当“寰宇”的范围从旧大陆扩大到新世界,亚洲商品可在欧、美取得,所谓物质文化的“全球化现象”出现时,是什么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成为一项具有“世界性”身份的商品呢?是中国瓷器。中国瓷器的形制、纹饰和色彩,是全球化最早也最普遍的首场展示。

中国瓷器在一千年中间,始终是“文化大循环”的中心要角。通过瓷器这一物质载体,不同国度的制作者、购买者和欣赏者的风俗信仰与文化心理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都化作具象的器形、图案和绘画,非常清晰地流露和表达在瓷器之上。由于这种“文化大循环”的循环往复,是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区间多次叠加发生的,以至于在瓷器这一载体上,产生了世界性的交融现象:学习、模仿、接受、竞争、互鉴、改变、创新。


从中亚到罗马,从东南亚海域到西班牙占领的美洲,从中国口岸到欧洲各大首都和美国纽约,从第9世纪的唐朝皇帝到19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都贯穿着中国瓷器的东西方贸易故事。这是充满探险、创业和财富的故事;也是充满劫掠、战争和沉船的故事;还是充满技术突破、艺术创新和跨文化交流等等内容的故事。一句话,它是开拓世界的故事。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凡有瓷器到达之地,都是中国文化影响力所及之地,外销瓷给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划了一个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到东方寻求瓷器,则是促成全球化壮举的伟大开篇。

“瓷行天下”的故事,就是全球化的“文化大循环”的故事。

经过500年全球化的洗礼,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如凤凰涅槃。今天,我们在复兴的道路上,面向世界和未来,正一步一步走向更为深刻的文化自觉,树立更为清醒的文化自信。我们曾经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是世界性的“文化大循环”的积极促进者。我们还将继续这一历史的关荣,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鉴互学,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发扬光大,不负先贤,不负当今,不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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