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官窑的反省：这才是国家软实力

　　新浪网“收藏”频道2016年12月1日刊发的拙作《瓷器考据：北宋官窑确实存在定州红磁不应否定》，我是在2017年1月25日才知晓的。那一天香港《明报》的编辑电话通知我，他们准备刊发拙作《对宋官窑瓷的再认知及其他》，问我是否有寄他处，有无发表?我答，应新浪网所约，但未见刊用。请《明报》编辑查一查。一会儿来电话了，新浪网改了标题已刊，并有多家网已转载。《明报》只刊首发，拙作不用。

　　我当即在谷歌上搜索(百度上也有，但不及谷歌丰富)，果真如此。拙作的后面，已有三、五条评议。措辞虽然尖锐，在我看来压根儿未说在点子上。倒是当天我在雅昌网的“论坛”频道上看到几则对《崇宁五年汴京官窑张家造》模印的评议。我以为此款是不可信的，因为“官窑”姓公，“张家造”姓私。当时没有“公私合营”，所以此款不可信。网友的评议则指出：“崇宁五年时没有‘汴京’一词出现”，“北宋朝应为汴梁，汴京是金灭北宋后的称谓”。对此，我坐不住了。拙作认定的官窑琮式瓶为北宋之物，其证据之一，便是器底有“汴京官窑”模印款。

　　我上网求证，越查越是“剪不断，理还乱”。且看以下摘抄：“北宋的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大的城市”，“北宋的都城汴京，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城中店铺达6400多家”，“赵匡胤改国号为宋，定都汴梁(河南开封)”，“北宋首都‘东京’，宋以汴梁之地为东京，名开封府”，“金灭北宋后，改东京为‘汴京’，元明时代，开封又曾称为‘汴梁’和‘北京’”。等等。这“汴京”到底是何人，何时，何地的称谓?我拨通开封市的一位分管北宋收藏论坛的文化官员电话，回答是“汴京”是“金”的称谓。金的记年跨越北宋王朝灭前和灭后，我这“汴京官窑”之物是产自北宋灭前呢还是灭后?乙酉鸡年春节，笔者足不出户，反省那个“汴京官窑”。

　　其一，落印“汴京官窑”的拙藏青瓷琮式瓶，在造型、胎体、釉面和釉下的微痕特征都与80后的“新成官窑”根本不同的前提下，有可能是北宋时期的产品。是北宋王朝的一种软实力显示和输出。北宋官窑的成熟期在宋徽宗政宣年代，是这位艺术皇帝“新成礼器”的政治抱负，和他的崇青尚玉的艺术追求的完美结合，是整个北宋王朝在制瓷领域中的顶峰作品。是一种国家软实力。而这个时期正是北宋与金在联合抗辽结盟中的蜜月期。北宋在向金显示实力的过程中，展示或输出官窑瓷器是符合情理的。另一方面，整个宋王朝的对外政策是执行“岁币”“岁赐”，以金钱物质换和平。北宋官窑瓷作为那个时段的“国礼”出现，也是符合逻辑的。而器底出现印款，出现指示并加以广告之，顺理成章，是为“亮肌肉”这个目的服务的。但为什么要用“汴京官窑”而不用“东京官窑”呢?笔者以为可能是服从于受众的阅读习惯，或许在金人的眼中，“汴京”比之宋人眼中的“东京”，更好观察更便认知。金人称北宋首都为“汴京”应始于金灭北宋之前。《金史》(元至正刻本，下同)记录金太宗时代的第三(七)和(十三)中说：“进师围汴”、“汴京乱”。或许算是一证。基于此“汴京官窑”款之器，产自北宋应是可能的。

　　应该看到，用顶级瓷器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代表，其首发权不在赵宋王朝。以文献为考，或许出现在北宋之前的北周，北周的柴窑瓷被当今誉为中国瓷器皇冠上的明珠。由于迄今未找到窑址，也无一件器物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至今仍是一个争议不休的谜。但文献说它“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已表明它的迄今也无法复制的技术高度。对于这样的国家软实力，柴世宗明确它的主要用途是“御瓷虽小，威仪事大”。即是说以此高档瓷器的技术高度，作为一种国威的震慑力量。宋太祖赵匡胤是柴世宗的老臣、近臣，对柴世宗思想有所把握，有所借鉴。北宋将自己生产的名瓷输出，展示软实力，同样作为一种震慑力量应在情理之中。笔者收藏有件马蹬壶。其造型应是辽金地区十分流行的器物，其品质则大大超过辽金地区的产品(图1、图2、图3)。孰先进孰落后，谁强谁弱，使用者立马能断。软实力的作为亦如吹糠见米。还可举出一例，2016年圣诞节笔者一家在越南首都河内渡过。儿孙带夫人在逛商场，我又是独自逛古玩街，在一处积满灰尘的店家库房中，我竟翻找出一件紫定盏。(图4，图5)店家不识货，我算捡到漏。收藏界把紫定说得玄乎其乎，笔者看来不过两点。一，器是定窑器，二，釉是紫颜色。第一点在乎把握准了鉴“定”器的几个看点。第二点很简单，只要不是色盲!关键是你要弄明白为什么北宋的定窑会在越南北部沉淀为古董?笔者第二天去了越南国家博物馆。博物馆的展示说，公元981年，公元1076-1077年间北宋军队多次入侵越南北部，实施统治。这个时段离文献所述的宋仁宗挥仗击红定之后近50年，就是说，这个时段中，诸种颜色的定瓷应已发展成一种尖端产品，成为一个具有璋显强大，具备震慑作为的软实力，它随着军事入侵和实施统治进入越南北部是讲得通的。随着那时叠变不定的政权转移，这样的瓷器被窑藏，直到现今才被发现，也是有可能的。

　　其二，落印“汴京官窑”的拙藏青瓷琮式瓶，也有可能是金王朝晚期的作品。笔者的观察是：1127年金破东京，灭北宋。一座金碧辉煌的王朝倾刻倒塌，但这座中原王朝的基石，即那些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无非只是迎来了又一次的涅槃。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开始了又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包融再造。这一天或许从金兵攻入开封城那一刻便开始了。《金史》七十(三)载：“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庭议制度礼乐”。金朝的发展证明了这点。当今研究者指出，“女真统治者时常自称中国，如‘太祖，太宗威制中国’。女真人也自称‘华人’。尤其在章宗和宣宗朝，为确立正统的地位，命群臣讨论王德终始的理论。经过仔细论辩，最后放弃金人本土的金德，而确定土德，继承宋朝的火德。”这个时段，金朝已将首都迁到北宋的故都开封，使“汴京”的称谓便加符合实际。《金史》叙述宣宗时代的第十七(三)中，就有三处提“汴京”，二处提“汴”。这在金史中是唯一的。京城搬到开封，礼制复原宋朝，金人在开封再起炉灶烧制“官窑”瓷是可能的。《金史》披露，在“汴京”的政府职能部门中，设有管理“百工营建”、“诸色器皿”的部门。这是沿袭了北宋政府烧制“官窑”的官办、官管原则。笔者在前文中出示的青瓷琮式瓶，琮器作为礼器之一，在《金史》中也是有所记载的。而器上出现款识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时尚表现。考古出土的金代瓷器，已有多种私家款，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惜学术界和收藏界至今还没有想到在金一朝也有“官窑”器的可能。笔者以为“汴京官窑”款的出现并不唐突。官窑姓官，最大的官是皇帝。史载：金章宗善诗文书法，又爱好绘画。他仿效宋徽宗也在作品上题签钤印。皇帝有“钤印之好”，官窑落印顺理成章。

　　应该看到，金朝对官窑器的需求量可能很大。金朝晚期，元兵多次兵临城下。金朝如何激励士兵斗志呢?物质刺激。《金史》第十七、十八节中，三次提到“以御用器皿赏战士”、可见其时对“官窑”器之类的御用器需求量是何其之大，而且是须印上“汴京官窑”一类的“御用”身份，才可让卖命的士兵得以信服。当然这样用途的官窑，不一定都是礼器，笔者还收藏了一件有“汴京官官”印款的花口瓶。

　　鉴于上述，笔者以为现今我们去观察和研究北宋烧成的官窑瓷，应该建立三扇视窗三条思路，即北宋的、金朝的和南宋的。

　　其三，会不会是当今的仿品呢?在无所不仿的今天，有可能。笔者以为既便出现，是容易识别的。从造型、开片、手感、细节等方面，只要细心一点，只要对宋官窑瓷的发生发展有所领悟，是不难区别的。特别是已有便携式仪器可在现场观察器物的微痕表现，断新旧应该八九不离十。看印款，更是显而易见。如前面提到的“汴京官窑张家造”，还有“元佑元年臣庶勿用章家窑”一类无半点常识的印文，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