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们的销售渠道畅通,销售理念先进,制造成本低廉,利润巨大,那他们还缺什么呢?
国人仿写赶制的山寨版《人类简史》被不少读者煞有其事地给出“近年来读过最棒的历史”的“中肯”评论,然而,真正让读者“大开眼界”的是,这本书山寨了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这光景看着真觉得荒唐,不禁感慨,这世道到底怎么了?
可实际上,这样对大IP的山寨和仿写,打从明代书市沸腾那阵子就开始了,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千奇百怪的魔幻大秀,哪个逃得开一个“利”字。
类似《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这种广受欢迎的小说作品,当落在明清之间。有明一代小说成熟,清代书事多自前朝沿袭,因此这个回答,以介绍明代小说及作者状况最为切綮。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
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著作。
都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都举纺织业为例,其实书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
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这些明代书商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士大夫一样板着面孔把书籍当成神圣的东西,而是当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作为商人就要绞尽脑汁将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
比如为了招来买主,他们促进了套色印刷的出现,推动了版画艺术的进步,还初步催生了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嘉靖年间的书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时使用以平直为风格的字体,提高刻字速度,称为匠体,即后世宋体字之滥觞。宋体出来以后,刻板效率大增,制作成本一路下滑。
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罗先生文集》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两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页,付给刻工的酬劳是二十四两银子。若以字数来算,当时汲古阁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银子刻一百字。当真是低廉得紧。
而当时的书价又相当贵。万历年间余献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一部七本,每部纹银一两。而《大明统一志》更贵,每部纹银三两。其他书籍相对便宜,但少说也有数钱之价。比照万历年《宛署杂记》提供的价格,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上好猪肉可买八十多斤。卖书在那个时候,可谓是暴利行业了。
书商们的销售渠道非常畅通,销售理念十分先进,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润十分巨大,那么他们还缺什么呢?
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
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写新鲜东西?没问题,但作者得有才气、有学识。古代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从士林里找,可偏偏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当时的福建建阳,是东南最著名的刻书中心,号称闽刻。建阳书坊的商人们头脑思维灵活,对市场极其敏感,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市场占有率相当高。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想到这儿,杨涌泉赶紧去找他的亲戚,同是书商的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读者饥渴到了什么地步。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著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
所以,当从雕版印刷技术普及后,人们对书籍的消费从“奢侈品消费”转为“日常消费”后,对小说阅读的苛求度日渐攀升。自然,广受欢迎的作品给书商、作者带来财富也是非常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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