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金银器对邢、越二窑及定窑的影响

　　金银属于稀有的贵金属，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视为财富与身份等级的象征。商周的金银制品大多是用于佩戴的首饰，如臂钏、簪、耳饰等。春秋战国时期，金银除了制作各种首饰、配饰外，还出现了盘、盆、耳杯、匜、勺等生活用品以及轭首、轭角、衡帽等车马具和鐏、剑柄等兵器⑴。汉魏及南北朝时期，金银器的品种更加丰富，一些贵族墓葬中还出现了来自中亚粟特地区以及西亚萨珊王朝的制品⑵。到了唐代，随着国力的强盛，朝廷设置了专门为皇家服务的金银作坊院和文思院⑶，唐代后期，不少地区还出现了诸多由地方官府控制的金银作坊以及私营作坊，我国的金银工艺品进入高度繁荣时期。唐代对外交流非常活跃，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中亚、西亚以及东罗马等地的金银器，对本土金银器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西文化的相互交融之中，唐代金银器形成了既富丽豪华又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风格，成为当时重要的且最具影响力的手工艺品。”⑷

　　唐代越窑烧造的青瓷与邢窑烧造的白瓷代表了当时南北制瓷业的最高水平，烧瓷历史较晚的定窑更是后来居上，成为继邢窑之后北方最重要的白瓷窑场。上述三窑唐、五代时期的制品深受金银器的影响，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新颖造型。

　　瓷器对金银器的模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仿造型，尤其是中亚粟特风格与西亚萨珊风格的造型，如带把杯、长杯、凤首壶等;二是模仿金银器加工时特有的工艺特征，如瓜棱、花口、卷边等。

　　瓷器对金银器造型的模仿

　　带把杯

图1

　　带把杯不属于中国传统器物造型，它的原型应当是中亚粟特地区制作的银带把杯。图1上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两件带把杯，左边的银鎏金伎乐纹带把杯呈八棱形，侈口，圈足外撇，环形把手置于杯体上部。杯体上浮雕的人物皆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折棱处以及圈足边缘饰联珠纹。这种带把银杯具有浓郁的异域色彩，属于典型的粟特艺术风格。右边的金团花纹带把杯造型与八棱带把杯相似，但杯体装饰已经完全中国化。唐代金银器中这类杯体瘦高且腹、底相交处呈硬折棱的带把杯，主要流行于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属于时代较早的杯形。唐代瓷器中所见同类带把杯多为邢窑烧造，图1下是陕西西安东郊和河南陕县出土的两件邢窑白釉带把杯，其造型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团花纹带把杯几乎完全一样。

图2

　　图2上是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鎏金仕女纹带把杯，八曲花口，下承外撇的高足。腹部装饰仕女纹与骑马狩猎纹，下腹有凸起的莲瓣，口沿、环形杯把以及圈足边缘饰连珠纹。图2下是浙江临安县唐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窑白釉带把杯，整体造型显然是模仿粟特风格带把杯，但杯体各个部位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杯身采用唐代早、中期瓷器中普遍流行的深腹碗造型，下承晚唐风格的宽圈足，环形把手设计成龙形，上端的指垫设计成如意形。“如此巧妙地将中外文化融合在一起，充分显示了陶瓷艺人的聪明才智以及中国陶瓷模仿、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将其中国化的过程。”⑸

　　长杯(海棠式杯)

图3

图4

　　长杯是西亚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一种造型，杯体平面大致为椭圆形，器壁呈多曲瓣状，一般以八曲或四曲为多，下承高低不等的圈足。由于长杯的造型看上去像盛开的海棠花，故瓷器中模仿长杯的器物又称“海棠式杯”。图3下是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窑白釉海棠式杯，其造型与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萨珊风格银八曲长杯(图3上)如出一辙。晚唐五代越窑烧造的青瓷中也有此类造型⑹(图4)。

图5

　　萨珊长杯传入我国后，“富于变化的优美形态符合一般人的审美观，而在实用性上又难以被全部接受。故解决实用与观赏之间矛盾的办法，就是进行调整，逐渐扬弃那些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部分。”⑺图5上是西安市太乙路窖藏出土的金摩羯纹长杯，图5下是定窑模仿这类长杯烧造的海棠式杯，造型与典型萨珊风格八曲长杯相比变化非常明显。杯体由八曲简化为四曲，器壁浅斜，分曲处的过渡柔和圆滑。改进后的造型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习惯，使用起来也更加方便实用。

　　带把壶(凤首壶)

图6

　　带把壶是萨珊、粟特银器中流行的一种器皿，口部有鸭嘴状流，细颈，鼓腹，喇叭形高足，肩部至腹部(或口部至腹部)安弧形把。带把壶奇特的造型极富装饰性，传入中国后很快就成为瓷器模仿的对象，邢窑、定窑烧造的白瓷中都有这种造型。由于壶口上的盖子多做成凤首形，所以在瓷器中通常称之为“凤首壶”。图6左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带把壶，把手上端与口缘相接处有一深目高鼻的胡人头像，这类把手上端直接安在口部的做法，属于粟特风格。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白釉凤首壶(图6右)，其造型就是模仿这类粟特银带把壶。

图7

　　图7左是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北周天和四年(569)李贤墓出土的萨珊银鎏金带把银壶，把手上端有一深目高鼻的胡人头像，这类把手上端向下弯曲安在颈部的做法，属于萨珊风格。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唐墓出土的定窑白釉凤首壶(图7右)，其造型就是模仿这类萨珊银带把壶。但定窑凤首壶的把手采用了唐代定窑执壶上常用的结带双泥条柄⑻，壶腹造型浑圆饱满，“在保持萨珊银壶总体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堪称中外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⑼

　　菱形盘

图8

　　盘的平面呈菱形，菱形的尖角有内凹与外凸两种，宽沿，沿的内外缘均有凸起的棱线。图8下是浙江临安县唐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出土的定窑白釉菱形盘，造型与江苏丹徒县丁卯桥窖藏出土的银鎏金菱形盘(图8上)几乎完全一样，应当是以银器为模本仿制的。图9下是河北内丘县西永安唐墓出土的邢窑白釉“盈”字款菱形盘，其造型与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唐代银菱形盘(图9上)非常相似，不同处是银盘保持着宽沿且边缘凸起棱线的特点，而邢窑白瓷盘为了降低模制成型的难度将宽沿改成侈口。瓷器在模仿金银器的过程中，会根据自己的工艺特征进行一些改进，但其总体风格仍与金银器保持一致。

图9

　　高足杯

图10

　　高足杯最早源于古罗马及中亚地区⑽，传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早，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过一件银高足杯⑾，西安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也出土过金、银高足杯(图10左)。瓷器中最早模仿高足杯造型的是邢窑白瓷，太原市西郊沙沟村隋开皇十七年(597)斛律彻墓出土的白釉高足杯(图10中)，造型与罗马——拜占庭风格的银高足杯非常接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釉高足杯(图10右)。唐代金银器中高足杯的造型有深腹与弧腹两类：前者继承了北朝、隋代深腹、撇口的风格，口径小于杯高，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狩猎纹高足杯(图11左);后者器腹变矮，口径大于杯高，如日本白鹤美术馆收藏的银鎏金狩猎纹高足杯(图11中)。图11右是河北内丘县出土的邢窑白釉高足杯，其造型与唐代金银器中的弧腹高足杯极为相似。

图11

　　熏炉

图12

　　金银器中的熏炉通常由炉盖、炉身和托盘三部分组成，造型华丽美观。图12右是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釉褐彩五足熏炉，其整体结构以及炉身的五个兽首蹄形足，都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银鎏金五足熏炉(图12左)相似。瓷器在模仿金银器造型时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工艺特点加以改进。这件越窑熏炉与银熏炉最大的不同是对托盘进行了改造，五个独立的高足在烧造时极易变形，改为圆环形后不仅大大降低了烧造难度，同时也具有更好的稳定性。

　　除了上述列举的数种之外，受金银器造型影响的还有双鱼壶、皮囊壶、三足罐、四足罐、弦纹碗、四方倭角盘等(图13)。

图13

　　瓷器对金银器工艺特征的模仿

　　除了造型之外，金银器加工过程中出现在器物上的一些工艺痕迹如瓜棱、花口、卷边等，也被瓷器作为一种时尚因素来模仿。

图14

　　金银属于贵金属，材料本身就非常昂贵，作为商品时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会利用金银延展性强的特点将器壁做得较薄。但是，“器物变薄后抗变形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金银器皿在设计造型时，常常将器物腹部做成瓜棱形，利用凹棱将较大的面积分隔成小块，这样既丰富了造型变化，又能大大加强抗变形能力。盘碗类器物腹部的瓜棱与口沿相交处，采用V形小缺口进行过渡，这样不但保持了口、腹风格上的一致性，还能掩饰口部的微小变形。”⑿(图14)。

　　瓷器是以瓷土为原料，瓷土具有良好的可塑性，能够加工成各种复杂造型，入窑经1200℃以上高温焙烧后就成为坚硬的瓷器。可见瓷器与金银的质地以及加工工艺完全不同，瓷器上出现的瓜棱、花口纯粹是出于对金银器的模仿，是将金银器上为抑制变形而留下的工艺痕迹当成一种时髦装饰。

图15

图16

　　瓷器上的瓜棱通常是采用压印方法，用条状工具在器物腹部压出凹棱。越窑青瓷与定窑白瓷中都有这类作品。图15是浙江临安县与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越窑青釉瓜棱腹花口碗，碗外壁压出凹棱，然后在凹棱与口沿相交处削出V形缺口。这种手工压棱的方法简单方便，只要在坯体未干时用条状工具逐一压印即可。除了盘、碗类圆器外，琢器上也经常采用瓜楞来作为装饰。图16是临安县钱元瓘王后马氏康陵出土越窑青釉瓜棱腹罐与水邱氏墓出土的定窑白釉瓜棱腹执壶，腹部采用手工压棱的技法压出竖向凹棱。

　　卷边也是金银器加工中应对薄胎易变形所采用的一种变通手段，通常用于薄胎器盖或外撇的高足上。将造型设计成卷曲的荷叶状，这样即便略有变形也不易察觉。瓷器上的卷边多用在盏托上，拉坯成型后将盏托边缘用手向上轻轻推卷，形成四曲或五曲的荷叶形，这种装饰手法显然是受金银器影响。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定窑白釉“官”字款荷叶形洗，边缘两边向内推卷，里面用细线划出荷叶的筋脉，造型简洁生动，是瓷器模仿金银器卷边装饰的成功范例(图18)。

　　薄胎金银器中有很多都采用外撇或外卷的圈足以及喇叭形高足，这样处理不仅美观大方，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防止变形(图19)。唐代是瓷器全面普及发展的阶段，此时多数瓷器的胎体仍偏厚重，因此底足多为平底、玉璧底，晚期虽然也出现了圈足，但圈足通常较宽、较矮。晚唐瓷器中流行的窄而外撇的圈足以及喇叭形高足，明显是受金银器的影响。晚唐、五代定窑烧造的白瓷盘、碗有很多都采用窄而外撇的圈足，但很少有喇叭形高足。同一时期越窑青瓷中则既有外撇的圈足，也有外卷的圈足，还有喇叭形高足)。

　　唐代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

　　唐代是我国金银器发展史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根据艺术风格的演变，相关学者通常将唐代金银器分为三期或四期⒀，不同阶段的金银器无论流行品种还是造型、装饰都各有特色，对瓷器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重点讨论的是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因此以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为界，将其简化为前后两期。

　　唐代前期(618—755)

　　这一阶段包括初唐、盛唐共一百三十余年，是唐代金银器飞速发展的时期。此时金银器的制作及使用主要由皇室垄断，据有关史料记载，初唐时期的“掌冶署”与“金银作坊院”是由宫廷直接管辖的金银制作机构，负责为皇室制造各种金银器皿⒁。唐朝立国之后非常注重西部的经营，丝绸之路畅通，对外交流非常活跃。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亚非各国，异域的物产、文明也纷纷传入。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制作的金银器此时大量输入长安，在其影响之下，唐代金银器的艺术风格呈现出缤纷瑰丽的多元色彩。

　　这一阶段对瓷器影响较大的是来自西方的一些造型特殊的器皿，如带把杯、高足杯等。影响所及主要是北方的一些重要窑场，品种涉及白瓷、黑瓷以及唐三彩等。邢窑是北方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场，隋代就能够烧造精美的白瓷，太原市西郊沙沟村隋开皇十七年(597)斛律彻墓出土的白釉高足杯以及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隋白釉高足杯(图10)应当都是邢窑产品。到了唐代，邢窑烧造的精品白瓷大量输往长安，西安以及临潼都曾出土过数量可观的白瓷，其中不少还带有“盈”、“翰林”等邢窑特有的款识。西安市东郊和河南陕县湖滨区出土的白釉带把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釉带把杯、河北邢台市粮库唐墓出土的白釉高足杯以及邢台商都博物馆收藏的黑釉高足杯，都是模仿唐代前期金银器中流行的造型。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六朝时期烧造的青瓷已经相当精美，唐代更是代表了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但是越窑产品中极少见到唐早期金银器中流行的高足杯和带把杯，可见此时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主要限于河北、河南等北方窑场，对南方青瓷的影响并不明显。

　　唐代后期(756—907)

　　持续7年多的“安史之乱”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叛乱过后中原地区的经济遭受重创，之后紧接着是中央集权的衰落和藩镇割据势力增大。建中元年(780)，唐德宗开始推行“两税法”，商品市场逐渐走向繁荣，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从中唐开始，“进奉”之风愈演愈烈，其中奢侈的金银器是地方官员进奉的主要物品之一。据《旧唐书·王播传》载，淮安节度使一次就向皇室进奉“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金银器的生产格局以及艺术风格均出现明显变化，长期以来皇室垄断金银器行业的局面被打破，地方官府以及私营的金银器作坊大量出现，除了皇室贵族之外，地方官员以及民间富豪也开始普遍拥有金银器。

图22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唐代金银器的加工工艺已经完全成熟，造型及装饰也逐渐脱离西方艺术风格的影响。前期流行的粟特式带把杯、拜占庭式高足杯等特异造型大幅减少，造型由棱线分明、刚健俊朗转变为圆润丰满、稳重大方。器物品种不断更新，造型变化丰富多彩，盘、碗、盒等多做成多曲花口，长杯、带把壶等外来器型依然流行，但已经明显中国化。金银器的成熟与普及，进一步加大了对瓷器的影响，但此时瓷器对金银器的模仿已非简单照搬，而是根据瓷器自身工艺特点在模仿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以当时普遍流行的花口盘为例，金银器中的花口盘主要有菱花形(花瓣为尖角状)与葵花形(花瓣为圆弧状)两类，口部通常为5曲或6曲。瓷器中的花口盘有的与金银器中的花口盘极为相似(图22)，但更多的是在模仿基础上加以创新的新造型。例如定窑白瓷中“盘类的造型丰富多彩，颇有新意，其中最有特色的当数形式多样的花口盘。定窑花口盘常见的有3曲、4曲、5曲、6曲等多种，曲口的形式又可分为单脊式和双脊式。单脊式的曲口一般呈莲瓣形，瓣尖凸起，瓣口之间的起伏较大;双脊式的曲口每瓣有两个并列的弧形瓣脊，瓣口之间的过渡比较圆滑，起伏相对较小。”⒂此外邢窑白瓷、越窑青瓷中也都有此类造型新颖美观的花口盘。

　　唐代后期，南方地区的金银作坊迅速发展，“从带有刻铭的金银器看，有越州(今浙江绍兴)、宣州(近安徽宣州)、桂州(今广西桂林)、洪州(今江西南昌)等，表明南方地区一些州设金银制造作坊。丁卯桥和下莘桥两处银器窖藏，许多器物造型一样，尺寸相同，显然是订做或出卖的商品。”⒃南方金银器的繁荣，对同处南方地区的越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民间金银器作坊与宫廷管辖的金银制作机构最大的不同是需要进行成本核算，为了降低成本，薄胎器皿大量出现，器物上的装饰也大为简略⒄。为了解决薄胎容易变形的问题，工匠们采用了瓜棱、花口、卷边等多种方法，这些为了防止器物变形而留在器物上的工艺痕迹，被瓷器当做一种流行时尚大量模仿。这种情况越窑、邢窑、定窑都有，但尤以越窑最为突出。可见晚唐、五代瓷器对金银器的模仿已不像早期那样只是仿其独特的造型，而是将其工艺痕迹作为一种流行元素大量运用在瓷器上。综上所述，瓷器中带有瓜棱、花口、卷边以及底足处理成外撇圈足、喇叭形高足的，均属模仿金银器，其流行时段除了晚唐、五代外，还应当包括宋代。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总有一些发达的艺术门类引领着时代潮流的方向，而善于模仿与借鉴是中国制瓷业的优良传统。早在原始瓷器阶段，宁绍地区一带的窑场就曾大量模仿青铜器的造型。到了唐代，金银器对瓷器的影响更是明显而深刻。在不断模仿、借鉴和创新的过程中，唐代瓷器逐渐形成了雄浑饱满且颇具异域风情的艺术风格。在对比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瓷器对金银器的影响，例如瓷器中的唾壶从南北朝到隋唐，都一直流传有序，钵在隋代邢窑中已经大量出现，金银器中的同类器物显然应当是受瓷器的影响。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同一时期不同类别的艺术品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时代特征，从而为古代艺术品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更多可供参考的依据。